历史沿革
　　1950年，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地 中南民族大学区的工作需要，满足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迫切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方案明确提出了创办民族学院，并对民族学院的培养目标，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经费来源、学生生活待遇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1951年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遵照国家政务院颁发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的规定，委托中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筹办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并由中原大学副院长孟夫唐（1951年—1953年11月）兼任院长。同年四月开始选择校址，经过三次移动，于12月最后确定校址在武昌洪山南麓（现湖北省军区大院内）。
　　1951年5月，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达征调学员通知，全中南地区总数为200人，征调对象以行政干部为主，主要培养县、区级干部（其中也有县级文科科长及其他教育行政干部），他们学习期满后仍回原籍工作。所有学员全部学习6个月。从征调的学员身份来看，一开始学校的定位在于干部培训方面，而学校也就相当于干部进修“基地”。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第一期学员，于1951年八月开始入学，他们分别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包括苗、瑶、壮、黎、回、侗、毛南等11个民族。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主要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还有的是文盲。他们来自不同的区域，民族众多，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互异，文化水平悬殊、宗教信仰不一，这给学院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是能做好这方面工作，在当时来讲有着极大的政治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2年7月新校舍的建设工作正式动工，同年10月完成第一期工程。首批建成行政楼、学生宿舍、教室等四栋楼房，这时学院迁入新校址。
　　1952年11月27日，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将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改名为中南民族学院。由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院长仍由孟夫唐兼任。第二期学员336人包括19个民族于1952年10月开始入学，并在洪山新校址举行开学典礼。
　　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中南民族学院，决定将1953年着 手筹办的广东民族学院停办，把已集中到 中南民族大学该院的干部、学员调到中南民族学院，作为中南民族学院的干部和学员。1953年4月，广东民族学院迁入中南民族学院。1953年7月，学院教职工达130人学员569人。学校组织形式由院、科、组三级改为院、处、科三级组织系统。另外还设立了院刊编辑委员会，领导院刊编辑出版工作。中南民族歌舞团则是院长领导下的附设机构，后并入中央民族歌舞团。
　　1953年十一月，孟夫唐辞去院长职务，后由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熊寿祺兼任院长。1954年调李守宪出（1954年8月—1958年4月）任院长一职。
　　1954年中南行政取消后，中南民族学院改属中央教育部领导，湖北省教育厅代管。1956年秋开学后，中南民族学院在校学生达1062人。

校训释义
　　民大校训为“笃信好学 自然宽和” 笃信好学。语出《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笃”，忠实、忠诚、专一之意。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管子·君臣下》）等。“信”在《论语》中共出现过38次，孔子认为，“信”是一个涉及做人、交友、社会、治病、取人、治国诸方面的伦理范畴，是其“刚、毅、恭、敬、忠、信、宽、敏、惠、勇”等“仁”的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之一。“笃信好学”中的信，指的是“信仰”、“信念、”“信心”之意。“笃信好学”，意指对道德和事业抱有坚定的信心，并勤奋学习。孔子认为，“笃信”与“好学”是一个人道德修养过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对真理的服从既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学”指的是学习知识，提高认识，充盈其身。“人不学，不知道”。每个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提高道德认识，加深道德情感，完善道德修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认为一个人尽管有上述“六言”的美德，但如果不学习，就会偏而不舍，产生“六蔽”，所以君子必须“学以致其道”。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好学堪为表率，正是他对学习重要性充分认识的缘故。
　　
　　自然宽和。“自然”引自蔡元培先生“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发展个性，崇尚自然”是他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十分强调按照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来进行教育，要尚自然，展个性。为此，他反对在教学方法上的注入式教学，主张启发式教学。强调要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去，重视学生自动、自学、自助、自己研究的方法。“宽和”在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虽不是一个独立的名词，但“宽”与“和”分开来用，含义颇丰。“宽”在古代哲学中是“仁”的内容之一，有宽弘、宽厚之意。宽弘意在宽之范围、广大，与宽广相通。对物的宽弘表现在与万物同体，不设界、不分内外、不分物我、与整个世界合而为一。对人的宽弘表现在能由己及人体谅别人，以为人皆有所爱，故扩充自己的爱，以为人皆有所短，故包容别人的短。宽厚意在宽之深度、深厚。《周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的“厚德”实际上一种宽厚、博大、充实的内容之美，与儒家的仁爱有内在关联。坤代表土地、母亲。在大地上，“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地使万物生于自身，聚于自身，各种事物繁荣发展、生生不息、无不美好。所以，宽的根基是对于万物（包括人）的爱，其表现是爱万物，无条件的爱，爱自己、爱别人，甚至爱别人的缺点，展示出人内心的深厚、博大、充实。“和”的观念发生很早。在《周易》之前，“和”的含义其一指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睦相亲。其二指与“同”相对的“和”，意为杂多的统一、有差别的事物的和谐。《国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意即相同的事物在一起不能发展，不同的事物在一起相互作用，物才能充满生命力，世界才有多样的统一。在《周易》中，上述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大和”的思想。“各正性令，保合大和”，是说万物各有不同特性的生命，如果各按其特性而发展，彼此不相妨碍，万物就能繁荣。《周易》的“和”把宇宙自然生命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看成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人认为“和”是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根据。老子的《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乐记》也讲“和，故百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荀子》也讲：“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德莫大于和”，朱熹也说：“大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因此，“和”作为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是以万物内部有相反、相异的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和”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是以承认人与人的差异、个别性为前提的。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说君子在承认人的差异、不同的基础上寻求统一、理解，而小人则强求同一，抹杀人的个别性。只有把个别性、差异性都包含于自身，才是真正的“和”。“宽和”作为校训的一个重要内容，既包含有对人与物的爱、包容、理解，展示出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厚、博大、充实；同时包含有对万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解与追求，又展示出“和”的根基：一定要承认万物的多样性、个别性，这是“宽和”思想中所能发挥出的最有现代感的要素。